从代理国外机器人起家，广州瑞松科技走出了一条典型的“贸、工、技”路线，从市场、贸易慢慢地发展到自主研发技术，随着瑞松科技的自身发展由小到大，对核心技术的掌握由浅入深，对服务客户的能力由弱到强，企业在产业链中的选择空间也慢慢变得大。
在制造业价值链曲线上，制造加工环节始终处于低端，而产品研制、售后服务处于价值链曲线的高端。对制造企业来说，有两条路可以再一次进行选择：一是沿着微笑曲线两端升级；二是推动“微笑曲线”向“武藏曲线”翻转，推动制造业价值链高端化，让制造业成为利润中心。
在这里，一台手机从准备原料、贴片，到总装、测试，再到物流、交付，一共只需要6.8天，高峰时期，产能能够达到8000万台／年。
就在两三年前，OPPO还存在手机制造周期长、生产计划缺乏弹性等效率问题。从产线抗风险能力差，到如今的精益制造、高效交付，中间发生了什么？
和苹果、华为等不同，OPPO自诞生之初就从始至终坚持自建工厂生产为主，少量代工为辅。OPPO制造与品质事业部总裁郭小聪说，早期OPPO手机自产率接近100％；直到2017年前后，为腾出更多精力做好技术预研、产品设计和产线升级，品牌才选择将部分机型外包给第三方公司生产。
但过程中发现，外包企业在品质管理上和OPPO标准有一定差别，导致手机品质参差不齐。郭小聪回忆，有一回，团队在抽检手机成品时发现电池盖有松动，与代工企业沟通，对方回复却是“一个月交付十多二十万台手机，有十几个电池盖没装紧很正常。”
这为OPPO敲响了警钟。公司上下充分认识到，在对外合作时，OPPO需要对供应商进行更严格的筛选。更重要的是，品牌需要将核心制造能力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
广州雯中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邓洪初经营着一家仅60多名员工、连会议室都没有的小型公司，成功从大量低价、同质化产品中突出重围，产品畅销欧美日韩，连好莱坞明星小李子与韩国明星Eric都在用。“我们最贵的款式卖600元。虽然单款的销量不会太高，但是利润足够大。”
对一个手机壳生产来说，通过数字化，前端的研发设计环节，不再是企业内部“闭门造车”，而是交给了用户，根据消费者需求反推产品设计，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企业的设计门槛降低了；后端的销售环节，也不再大大依赖销售人员，而是用户直接以Ｃ2Ｍ（消费者直连工厂）的方式下单。
工厂对海外人的消费特性也有更深次的认识。“我们卖国外的手机壳都是斜挎的，因为国外信用卡装卡的需求还挺大，还有欧美人也比较粗犷一点，斜挎起来较为方便，目的是背着我们的手机壳就不需要背包包了。”邓洪初说。
伴随着数字化，依靠信息差的商业模式不再奏效，生产环节的重要性大幅度的提升，制造越来越成为产业的主角。
近年来，美国试图重塑制造业的雄心，人们又重新强调制造本身的价值，同时，在全球范围内，对制造和工业、工厂的认知也在悄然颠覆过去的认知。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份调查报告就认为，制造环节的重要性严重被人们低估，如果将创新视为一个从研发走向市场的过程，那么制造环节本身就可能隐藏着让创新诞生的秘密。制造业环节，不再变得可有可无。
不可否认，对标全球，国内制造业还存在一定的技术差距，这也成为国内企业通过自力更生掌握核心技术的攻关点之一。
在众多制造业领域中，应用工业机器人最广泛的领域是汽车及汽车零部件制造业。两者上演了相互促进、此长彼长的佳话——国产新能源汽车的大爆发，推动国产机器人再上新台阶。
过去，跨国车企是以合资方式进入中国，在引入先进的技术的同时，也成套引入了配套供应商。但随技术的更迭，国内新能源汽车产业本身也已确定进入“无人区”，很难再有可以模仿的对象。
“过去在研发技术方向，我们跟着市场在走，但在未来，在一些领域我们努力担当起引领市场的角色。”瑞松科技总裁助理张东升说，伴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加快速度进行发展，国产机器人也迎来更多新的市场空间。
从早期代理日本松下机器人及电焊机产品做起，瑞松科技从市场、贸易慢慢地发展到自主研发技术。如今，瑞松科技在产业链中的选择空间也慢慢变得大，选择用谁的机器人，瑞松科技已逐渐有了自己的话语优势。反过来，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机器人本体企业，也在积极向瑞松科技集聚。
走出瑞松科技园区，一路之隔就是全球最大机器人企业日本发那科公司在华南地区的总部基地。正是因为瑞松科技的落地，也带来了多家与之相关的配套企业的争相落户，加强完善了产业链条。
智能制造专家林雪萍就表示，一直以来，中国制造是以多样性取胜，需要面对可能从手机到电脑到卫星到飞机到豪华邮轮，在这些不同的制造中，它的复杂度和制造特征完全不同，这也成为中国制造能力的一大优势。
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制造能力，是尖峰制造。正如考验一个大坝项目的工程能力，无疑就是洪水来临的时候。峰值的冲击，带来了惊人的破坏力，也是验证能力的时刻。
“一场电商直播，产品订单可能猛地增加100倍，而且要一周内交货；宏光Ｍini电动车在2020年刚上市时，订单直接跳涨到4万台；英国女王2022年去世，90分钟有1万面国旗订单涌向绍兴一家工厂，等等，中国制造越来越能接受极具挑战的考验。”在林雪萍看来，这些制造能力，都是他国所不具备的优势。
珠三角素有“世界工厂”的称号，“东莞堵车，全球缺货”凸显了本地的制造影响力，但从一个角度而言，“世界加工厂”也隐含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分工：发达国家集中在“微笑曲线”两端，占据着附加值最高的设计和销售；发展中国家则集中在中间环节，主要是加工组装为主。
过去，代工厂因为是给他人代工，利润被控制到比纸还薄，但现在，代工厂也在迅速连接两头的用户，谁拥有制造能力，谁就能快速响应市场，借助数字化提供的“反向定制”，代工厂也开始与消费者直接互动，而纯设计、纯销售企业，也开始真正重视起加工生产能力。
以ＯPPO为例，如果还向以往外包给代工厂，在产品设计、生产与销售中的衔接可能要慢半拍，这在瞬息万变的商业环境中是难以承受的。
根据“微笑曲线”理论，过往的思路认为，摆脱低附加值处境，就必须向两端延伸，但这并没有从本质上提升生产制造的重要性；在数字化时代，有专业技术人员提出“武藏曲线”，这与微笑曲线截然相反：制造的利润空间最大。制造业环节能否从“底部凹陷”一跃成为“顶部突出”。
“武藏曲线”重塑了企业全价值链，企业得以把设计与营销的丰厚利润留下，制造业环节也能由此迈向价值链高端，芯片代工生产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成为生产制造业能最大化利润的生动诠释。
林雪萍说，提到“微笑曲线”，就觉得制造业附加值太低，这实际是单一企业的“微笑曲线”。如果重新审视整个上下游，会发现实际发生的不是单一的曲线，而是一个企业和它的上游、下游发生很多联合，企业与供应链联合创新，形成一个竞争力共同体。
数据显示，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ＧDP比重呈年年在下降趋势，2020年已经跌破30％，降至26.2％，到2022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ＧDP比重为27.7％，相较上一年略有提升。
这引起了人们对中国制造业前景的担忧。需要指出的是，不能简单从生产环节的产值占比来看制造业的重要性。随技术的进步和社会分工的发达，生产制造环节产值在经济中占比的下降与制造业的重要性并不矛盾。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的比重一直维持在70％左右，尤其是金融、会计、评估、咨询等生产性服务业向全球持续输出，为美国占据全球价值链高端地位奠定了坚实基础。德国作为欧洲发达经济体中的制造强国代表，其生产性服务业占ＧDP的比重多年来维持在45％—50％，是支持其率先迈向“工业4.0时代”的坚强后盾。
世界先进经济体的制造业发展经验表明，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作用逐步从“需求依附”“相互支撑”转向“发展引领”，强大的制造业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生产性服务业基础之上。因此，以生产性服务业助推制造强国建设，既是当务之急，也是长远之计。
广东提出“制造业当家”，很多人容易理解为，广东意在发展生产制造业环节，但其实，广东还确提出，实施生产性服务业“十年倍增”计划，全力发展研发设计服务、现代物流与供应链管理、数字贸易、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等，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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